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说起来是这么回事，如果亲生父母也在找他，也报了案，也录入了DNA信息，第一时间就能比对上。

《迎接2021，“基建狂魔”疯狂上新！自豪不？》苏文颖称，目前中国现有的刑法罪名还不能充分打击性侵儿童行为，同时一些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、量刑等与国际相比，对儿童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。而近年出现的一些利用新技术手段针对儿童的犯罪，是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进行立法完善，也值得研究。